韩国钢铁业迎战全球过剩 加大海外原材料投资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目前全球钢铁年需求量已经萎缩至14亿吨，而全球年产能却达到20亿吨。加之原材料价格高企、电力和燃料成本上升，世界钢铁企业都经受着巨大压力，发展战略基本已从“保增长”转变为“求生存”

　　韩国钢铁企业2012年在全球过剩中依然保持着竞争力。据韩国钢铁协会发布的数据，韩国去年钢材生产总量为7291万吨，粗钢产量为6940万吨，虽然同比仅分别增长0.9%和1.3%，但在全球市场需求下降，钢铁产能面临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有增长实属不易。特别是韩国钢铁业的代表——浦项制铁公司被称为世界最具竞争力钢铁公司，2012年销售额创下35.7万亿韩元的历史纪录，其营业利润、市值以及信用级别都是最好的。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浦项制铁的信用评级也为全球钢企最高。

　　韩国钢铁企业迎战全球过剩，有几大看点——

　　加大海外原材料投资

　　近年来，随着国际钢铁产业的迅猛发展，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也应声上涨并屡创新高，给生产商造成巨大成本压力，世界钢铁生产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鉴于七八年前生产成本中铁矿石、焦炭所占比重不足50%，但近两年已经上升到75%，浦项制铁一直积极加大对原料等的投资，尤其是投资矿山，计划从目前单一的确保矿山购买权，扩展至取得矿山开发权。为减轻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今年浦项制铁的原料收购十分活跃，已经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非洲进行投资，预计明年的原料自给率将从目前的33%左右提高到50%以上。

　　浦项制铁今年还将重启在印度奥里萨邦的钢厂投资计划，项目一期拟投资120亿美元，为印度迄今最大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望于2018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年产量800万吨。浦项制铁还计划将未来5年对印尼的投资从目前的60亿美元提高到110亿美元，已经与印尼最大的钢铁公司喀拉喀托钢铁公司组建了一家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合资企业。而此前其子公司——浦项钢铁工程与建筑有限公司还组成一个财团，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建设两座300兆瓦容量的发电厂。浦项制铁CEO郑俊阳年初表示，为保持竞争力，浦项今年的全球投资将增11%，达到4万亿韩元。

　　提升高附加值产品产能

　　2010年4月，韩国排行第二的钢铁企业现代制铁1号高炉投产，这意味着其进入钢铁长流程冶炼领域的梦想终于实现。下游产能包括两条热轧宽带生产线、一台传统板坯连铸机和CSP薄板坯连铸连轧机，以及一条棒材生产线。2010年11月，现代制铁2号高炉完工。2011年4月，现代制铁又着手在唐津地区新建3号高炉，到2013年现代制铁电炉钢产能将达到1200万吨。2012年现代制铁在国内外投资12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创下集团年度投资新高。另外，2010年下半年开始，韩国钢铁企业相继新建厚板生产线。现代制铁和东国制钢的唐津厚板厂的产能都是150万吨。特别是东国制钢和现代制铁都已开始全面生产造船用TMCP钢板。东国制钢已经获得现代重工业等两家造船公司的造船用TMCP认证。随着浦项制铁光阳厚板厂投产，其厚板产能增加到700万吨。高附加值产品产能的扩大，提高了韩国钢铁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扩大了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韩国钢铁企业更加重视技术革新和新技术应用。浦项制铁于2009年成功地实现了大规模FINEX处理设备的商用化，超越了发达国家的钢铁企业。FINEX处理方式的优势在于直接使用粉铁矿和粉煤进行冶炼，原材料的处理被简化，处理过程更加环保，生产成本降低。与此同时，韩国钢铁企业还大力研发汽车薄钢板相关技术，例如hydrofoaming和TWB技术。现代制铁通过电炉制钢方式，用废铁成功生产出210毫米厚的汽车钢板用平板。为应对新的环境规则，韩国企业正在加倍努力开发各种环保型产品。

　　经营从细节入手

　　韩国钢铁企业从细节入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危机。

　　浦项制铁计划继续出售一些不重要的附属公司，以确保今年的现金流。该公司表示，已经将其附属公司的数量从以前的70个削减至46个。据介绍，浦项制铁还将重组附属公司，以增强附属公司之间的协同能力。目前，浦项制铁正在进行的改革集中在钢铁、关键材料、能源和基础设施四个领域。现代制铁也表示，为了应对行业持续低迷的情况，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降低运营成本，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

　　另外，韩国钢企也注重实行各种节省成本的措施。去年四季度开始，浦项制铁首尔总部将办公室和周边路灯的熄灯时间从晚11时改为晚8时，浦项制铁厂也将景观照明熄灯时间从凌晨2时改为晚12时。东国制钢为克服经营危机和提高职员们归属感，还针对全体员工举行了收集废铁的活动，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收集到的废铁并不是很多，但坚定了员工齐心协力克服危机的决心。”

　　对于2013年的前景，浦项制铁CEO郑俊阳表示，今年钢铁行业的生存环境比以往更为严峻，竞争更加激烈。面对世界经济低迷和钢市疲软的大环境，浦项制铁将更加注重客户的维护而非成本竞争，更要保证市场领导地位和良好的盈利。浦项制铁将通过更高水平的管理革新，克服产能过剩和需求下滑的双重危机，努力获得盈利和增长，将当前危机转变成发展机遇。

　　美国：产能过剩在延伸

　　本报记者 李正信

　　美国的产能过剩与其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时至今日，产能过剩已不仅局限于传统制造业，也蔓延到了包括金融及软件服务行业的第三产业。美国政府内外想尽了各种办法，但仍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产能无序过剩对经济的影响。

　　“三招”应对传统产能过剩

　　实际上，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经历过的传统产能过剩案例举不胜举，而最为严重的三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及本世纪初。前两次属于传统产能过剩，集中表现为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和钢铁等传统行业。第三次则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涉及的行业既有第二产业，更有第三产业。尽管这样，本世纪初出现的产能过剩，仍基本被定位为传统产能过剩。

　　在应对传统产能过剩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无可奈何让大量的企业倒闭，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试图把产能过剩的破坏性降低到最小。通常的做法有三类。

　　其一，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规范破产，如申请破产期间可搁置债务偿还程序，破产方案必须对失业员工的出路做出合理的安排等。这些，都是要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喘息或获得新生的机会，给员工以维持生机的希望，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对社会和经济形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其二，政府还利用多种渠道，帮助相关企业并购重组。如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着手拯救美国三大汽车集团。虽然这一行为发生在金融危机之中，但就美国政府对通用等三大美国汽车公司进行的历史性干预而言，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处理。当时，美国政府通过购买数以亿计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等方式，掌握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改革主导权，进而协调了公司和员工就福利等方面的矛盾，最终拯救了美国的汽车行业。

　　其三，允许通过工厂迁移和资金转向等方式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甚至销毁部分剩余产品及产能，也是美国应对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在竞争中让法律、资金、政策等向优质企业倾斜，淘汰没有希望的企业甚至行业，虽对经济数据增长、民生，乃至社会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优胜劣汰的规律看，也是经济进步和把损失控制在最小可能的无奈之举。

　　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及大学等机构，多年来日益重视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下岗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尽快成为其他行业的合格劳动者。为此，美国政府不仅设有专门的机构，而且行政拨款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还大力协调或敦促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也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帮助下岗人员转行就业。实际上，这一举措不但有效地帮助下岗人员走上新的岗位，且不断提高着劳动力整体的就业素质，推动着新行业的加速发展。

　　从美国的经验看，应对产能过剩的方法多种多样，而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否得当及力度大小，则是能否最大限度降低产能过剩对经济负面影响的关键。

　　新型产能过剩形成新挑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出现了多重产能过剩，而且显现出产能过剩的新特点。代表性现象就是金融等服务领域出现产能过剩，而过剩产品则是无形的金融产品。

　　不可否认，此次危机是由美国次贷诱发的金融大危机。而“次级抵押贷款”尽管被冠以“金融衍生产品”的标签，但说到底，则还是一种与传统概念有实质区别的新型“产品”。“生产”过剩“次级抵押贷款”这一“金融衍生产品”的“企业”是银行而非工厂，而泛滥的流动性则是制造次贷的“原材料”，这些泛滥的流动性及其产品——“次贷”，当年的确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住宅购买群可承受的范围。一味追逐高额利润的次贷公司，就像那些盲目生产第一、第二产业产品的企业、工厂、车间一样，只顾低头想方设法往外吐“产品”，直至整个行业的产能剩余比例大到了自己也面临崩溃的地步。鉴此，2008年爆发的危机，尽管仍伴有汽车、建材乃至住宅等产品过剩的现象，但从根本上看，此次危机是由新型的第三产业产能过剩导致的。

　　为应对新型产能过剩，美国政府一是允许巨型金融企业如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且对大量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并购重组；二是把大量的金融高管投入监狱，打击金融犯罪，以警后人；三是出台新的金融法规及机制，规范并收紧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今天美国的金融产品“出厂把关”严格，如购房贷款不仅比次贷猖獗期间的审批要难，甚至比次贷出现前还要严格。银行受规章制度的监管，已无法随心所欲无节制地制造“房贷”这一软性的服务业“产品”了。

　　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能和产品过剩从来都伴随着GDP的增长。成功应对产能过剩，不仅可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降到最小，还可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条件。时至今日，美国的产能过剩难题已步步向第三产业如金融、服务等行业加速延伸。而第三产业产能过剩的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如何尽量避免、成功应对，已成为美国政府内外相关层面日益面临的新难题、新挑战。